【香樟推文2516】依靠儒家：为什么中国发展金融市场这么晚
原文信息：Chen, Z., Ma, C., & Sinclair, A. J. (2022). Banking on the confucian clan: Why china 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so late. The Economic Journal, 132(644), 1378-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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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有着与中国不同的人际合作模式。西方传统上依赖“企业实体”或公司来实现人际合作，强调超越血统的合作，而中国自汉朝以来就依赖宗族制度和亲属道德，以实现亲属之间的合作（Greif和Tabellini，2017）。在本文中，作者利用历史和当代数据，探讨了中国和西方制度发展轨迹差异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根深蒂固的儒家家族在历史上扼杀并继续抑制中国对外融资的需求和供给。将儒家家族视为其成员的内部金融市场是有益的，在这个市场中，资源汇集和风险分担既不是基于明确的金融工具或协议，也不是由法律强制执行的。相反，它们基于隐含的契约，规定了每个成员相对于其他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并由儒家规则强制执行。这些特征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
第一，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人对外部金融的需求很少，因为儒家家族和金融市场在功能上是可以替代的。
第二，对基于家族资源共享的关注导致中国精英忽视了正规公平金融所需要的非人格化机构的发展。而正是这些机构的缺失，导致即使在十九世纪后期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金融需求，中国也无法从外部获得融资。
数据来源
02
金融发展：作者使用1936年在每个地区运营的现代中国银行(和分行)的数量作为主要指标。自1897年第一家现代中国银行——中国帝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来，银行业持续增长，到1936年达到近2000家银行(包括分行)，覆盖了中国73%的地区。之所以将1936年作为年末是因为中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使社会经济环境变得复杂。银行的数据来自Lin et al.(2021)，他们使用1933年至2018年期间编制的历史档案和地名辞典(县志)统计了每个县的银行数量。对变量的处理，作者参考Stauffer (1922)的研究用银行密度（每万人银行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例如ln(banks+1)。为了衡量1897年至1936年间银行的增长，作者使用了1897年至1936年间在每个地区运营的现代中国银行的年平均数量作为替代结果变量，且作者还对1910年至1920年间的平均县人口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取自然对数(+1)。
宗族力量：作者使用1897年（第一家现代银行成立的那一年）之前编纂的家谱数量。家谱数据来自上海图书馆(2009)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国家谱穆宗）。该目录包含多达52306个家族的家谱，包括中国283个地区的700多个姓氏。在排除不完整的记录（缺失的地点和/或编纂年份）和中国本土以外的记录后，该研究使用了41370个氏族记录。这些家谱书籍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1368-1911）编纂的。与构建银行密度一样，作者将家谱密度计算为该县人口中每万人拥有的家谱数量（基于1393年至1851年期间的平均人口数）。为了减少极端值的偏差，作者还去除了谱系密度的前5%尾部（13个县），取该变量加1的自然对数。
作者控制了以下可能与宗族力量和金融发展相关的地理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始于通商口岸——始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这是给予西方列强的领土特许权。在西方的影响下，现代银行在向内陆地区扩张之前就在通商口岸建立了。与此同时，儒家精神逐渐被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西方文化所削弱。作者使用从一个县到1897年前建立的最近的条约港口的最短距离来控制条约港口的溢出效应。此外，鉴于条约港口县和传统内陆县之间的制度差异，作者从分析中去除了26个在1897年之前建立了条约港口的县。这样做有助于减轻对银行数据中异常值的担忧。例如，上海，作为一个条约港口，到1936年有187家银行，是第二高的地区的两倍，是样本平均值的33倍。历史上，中国有相当大的东西差异，中国东部更发达和繁荣。相应地，宗族和银行在中国东部更加集中和发达。因此，儒家家族对银行业的影响受制于这种内在的东西方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为中国东部地区添加了一个控制虚拟变量，对于西部五省（甘肃、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地区，该变量的值为0，其他地区的值为1。此外，作者使用来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2016）的数据，控制到海岸的距离、到最近的可通航河流的距离以及一个县曾经是省会还是“国家”都城。
实证策略
假设1：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儒家家族竞争并阻碍了现代银行的发展，而在家族势力相对较弱的地区，更多的现代银行被接受。为了检验该假设，作者构建了如下模型：
其中，Banks是1936年县区i现代银行密度；Clans是1897年前县区i编制的家谱密度；Xi是地理控制变量的向量。此外，为了处理残差之间的潜在空间相关性，作者根据Colella et al(2019)的研究，对半径为136公里的标准误差进行了聚类。之所以选择136公里是因为这是两个相邻县的平均距离。因此，以此半径进行的聚类大致涵盖了相邻县的银行。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前，作者首先考察了银行业的单变量宗族效应（第1列）。OLS估计表明，儒家家族对银行密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控制地理因素后，这种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第2列）。氏族系数0.05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平均氏族密度增加一倍，银行密度减少5%。在表1的其他列中，作者讨论并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影响家族和现代银行分布的因素。例如金融需求、通达性和宗族活动、其他宗教的影响（新教）、人力资本以及外部环境（军阀冲突）。
具体而言，第3列控制了金融需求：工业企业密度、商业化和城市化。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通达性：电报局和邮局的数量。列5考虑新教、进士数量和军阀冲突。结果证实了基线的说法，即氏族对河岸密度仍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在全套控制条件下，氏族效应（列5中的0.056）略大于仅使用地理控制的效应（列2），这表明如果我们不对许多相关因素和可能的渠道进行调整，氏族效应可能被低估。鉴于样本中36%的县在1936年没有银行，我们也进行了Tobit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列6）。最后，当使用1897年至1936年间每年现代银行的平均数量时，我们发现儒家家族对银行业有类似的负面影响（列7）。
03
工具变量
为了克服偏差，作者使用每个县到最近的12世纪朱熹书院的最短距离作为宗族力量IV。
第二，理由是朱熹（公元1130-1200年）通过鼓励各氏族建立祠堂，在基层传播儒家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是氏族生活的中心，所有男性成员至少每三个月聚集一次，进行祭祖仪式。公元 1167 年至 1194 年间，朱熹经常在三所书院讲授他的操作化版儒学。他的448名弟子中的大多数来自靠近这些学院的县（Chan，1982）。因此，朱熹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会很大。此外，由于这些学院既不是经济中心，也不是偏远的城镇，一个地区与最近的学院的距离与区域经济条件或可达性无关（见表2的结果）。从表2中的列1-3显示最短距离并不能解释其经济繁荣程度（以商业税和976年至1102年之间的人口密度衡量）；列6-8显示，距离也不能预测以20世纪初每个地区的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程度衡量的长期发展；书院距离也与19世纪的通讯发展（电报和邮局）之间不相关性（列9和10）。列4表明朱熹书院对当时附近地区的人力资本产生了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在随后的明清时期（1368-1905 年）（列5）消失了。上述现象说明书院对 600 年后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应该只是通过朱熹的灌输及其对地方宗族努力的持续影响。
为了正式测试邻近朱熹书院对宗族文化传播的影响，作者回归了每个县到朱熹书院的最短距离上的宗族密度，其中距离被分成15个100公里的组(虚拟)。图3(a)中显示，后朱熹时代（1200-1896年）的宗族密度随着与朱熹书院的距离而下降。图3(b)在朱熹之前的时代（公元282-1130年）没有这种关系。从朱熹书院到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宗族文化传播的难度越来越大。图3(c)和(d)显示，1936年的银行密度和1897年至1936年间的平均银行密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为了进一步证实IV的排他性。作者采用随机推理的方法构建了朱熹书院的反事实空间形态。作者比较了到反事实学院的距离和到实际学院的距离对家族力量和银行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论文的IV不太可能通过儒家家族以外的渠道影响金融发展。作者工具变量IV的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工具变量（IV）结果强化了的基准回归的结论；宗族力量对银行发展的负面影响大约是 1.25 倍。
宗族效应的持续性
04
为了检验宗族效应的持续性，作者使用面板回归框架来研究宗族力量对银行发展的影响的时间变化，模型构建如下：
作者使用1891年到1935年之间的五年时间窗口来估计这种回归。我们将宗族与1896年至1935年间的一整套五年窗口虚拟进行互动，以检验现代化进程是否减轻了宗族的负面影响。作者忽略了1891年至1895年这一时期。因此，所有估计的系数都是相对于这个基线期计算的，这个基线期是在现代银行出现之前。为了说明县域地理相关因素对银行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化，作者还将表1中的地理控制因素与五年期虚拟窗口进行了交互。Prefi和Periodt分别捕捉地区和五年固定效应。检验结果（见图5）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密度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当我们使用到朱熹书院的距离来测量宗族的分布时，这种效应仍然很强。在1915年之前，几乎没有宗族效应，因为现代银行在最初几年只覆盖了一小部分都道府县，因此与宗族分布的统计相关性很小。随着现代银行向更多地区扩张，家族的阻碍作用逐渐增强，至少在1936年之前，现代化努力无法减轻这种影响。相反，中国的现代银行只在家族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地区实现了持续增长。
为了进一步支持宗族对银行业的影响并不反映未观察到的当地因素（例如，商业传统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的说法，作者通过回归一个县的外国和官方银行的密度来进行安慰剂测试。检验结果见表4，发现宗族密度对外国和官方银行密度没有影响（列1-3）。列4-5只关注大城市（1910年城市化率高于样本均值6.76%）样本，结果仍显示宗族对外国银行和官方银行没有影响。列6-8检验了宗族势力对传统银行（钱庄、山西银行“票号”）的影响，发现宗族势力对一个县的传统银行密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宗族密度翻倍会使钱庄数量减少约30%。
表5是作者使用孔庙的数量来代表每个地区的整体儒家文化影响力，并将其与宗族衡量现代银行密度的影响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孔庙的密度后，宗族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仍然很强。孔庙对现代银行密度有负面影响，但其系数仅在统计上显著，远小于宗族。因此，儒家的保守主义确实抑制了创建银行的动力，但儒家作为内部金融市场在抑制现代金融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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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和外部融资需求疲软
作者认为，宗族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于抑制了对外部融资的需求。因此，表6检验了宗族对利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列4），在宗族密度较高的县，利率明显较低，假设得到支持。列7的结果显示当使用到朱熹书院的距离作为宗族力量的工具变量时，家族密度加倍会使利率降低54.3%。
表7检验了宗族势力与宗族贷款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证实在宗族势力强大的县，宗族贷款的比例要高得多，这意味着宗族确实在为成员提供非正规金融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结果对于包含地区特征和其他规范仍然是稳健的。
表8实证检验了宗族力量（通过使用与朱熹学院的距离来测量宗族密度）与信任和商业行为的关系。其中，信任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作者首先收集以下问题的答案：（1）“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你的家庭成员和亲戚？”以及（2）“你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其他人（家庭之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按1-5分制评分，其中5分表示完全信任，1分表示完全不信任。对于这两个问题中的每一个，我们将分级值转换为虚拟变量：1-3编码为0（不太信任），4-5编码为1（更信任）。商业行为的数据，作者使用了另一个CGSS问题的答案：“你在与亲戚做生意时在多大程度上更喜欢使用正式合同？”（1-5分制）。同样，作者1-3编码为0（不太可能使用正式合同），4-5编码为1（更可能）。检验结果发现，在历史上宗族较强的县，人们报告对亲戚的信任度更高（见列1和2），而更不信任外来者（列4和5）。请注意，当历史宗族密度被现代宗族密度（1980-2009）取代时，负面宗族效应更加强烈。因此，一个地区过去的氏族文化在今天继续决定氏族关系。列7-9显示，在历史上宗族势力较强的县，人们不喜欢在与亲戚的商业交易中使用正式合同。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正式的非个人的机构，无论是法律的还是其他的，需求和供给都不会很高。
宗族文化持续存在的一个可能的直接后果是，来自更强大宗族的人不太可能使用正规的外部融资。为了检验这一点，作者根据以下CGSS问题的答案来代表个人对正规金融的参与：“你从银行借钱吗（包括抵押贷款）？”结果见表9，发现在历史上儒家家族势力较强的县，人们不太可能获得银行贷款（列1-3）。此外，研究还发现，即使人们确实从银行贷款，在过去宗族密度较高的县，典型的贷款规模也要小得多（列4-6）。列7-12显示，人均银行业务较少，并且在过去宗族势力较强或如今宗谱密度较高的县，银行业务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例较小。
结论
06
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自19世纪末现代金融进入中国以来，它面临着来自传统资源汇集和风险分担服务的微妙但巨大的竞争。经过儒家和朝廷两千多年努力完善宗族，宗族充分发挥了内部金融市场和商业公司的作用。第二，在今天的中国，传统上拥有强大宗族的地区对现代金融的需求仍然相对较低，而是依赖宗族内部的服务。第三，金融发展是有路径依赖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社会发展了必要的金融机构，而另一些却没有。
Abstract
Over the past millennium, China has relied on the Confucian clan to achieve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focusing on kinship and neg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sonal institutions needed for external finance. In this paper, we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Confucian clan and financial markets are competing substitutes. Using the large cross-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 adoption of modern banks, we find that regions with historically stronger Confucian clans established significantly fewer modern banks in the four decades following the founding of China’s first modern bank in 1897. Our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the clan continues to limit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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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黄晴